何道宽教授重新解读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

2017年3月24日，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资深翻译家，何道宽先生在233教室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主题为“麦克卢汉的误解与新解”以及“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中心”的两场学术讲座。何道宽先生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出版的译作约60种，包括《交流的无奈》、《无声的语言》、《理解媒介》、《新新媒介》、《传播的偏向》等，推动了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以及麦克卢汉、伊尼斯、莱文森等媒介环境学学者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3月24日上午十点，何道宽先生抱着两本新的译著——《媒介即按摩》与《媒介与文明》——走上了演讲台。从这两本新书讲起，何道宽先生谈及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误解，重新解读了麦克卢汉的思想，梳理了“麦克卢汉热”在全球以及中国的兴起。

何道宽先生认为，对麦克卢汉的误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两个经典命题——The extension of man和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误读和误译，二是将他的思想视为“技术决定论”。

何道宽先生讲到：“extension of man应该是人的延伸，而不是人体的延伸，在电子媒介之前的一切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而电子媒介是人脑的延伸，比如AI就是意识和智能的延伸”，“媒介即信息的表述是错的，应该是媒介即讯息。Information是未经加工的素材，而message是经过编码的information，比如手机的短信就是message。”何道宽先生梳理了雷蒙德·威廉斯和保罗·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批评和自我修正，指出麦克卢汉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他引用莱文森的看法说道：“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时必备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他反对‘单因论’”。

在借以新译著重新解读麦克卢汉思想时，何道宽先生反复称“奇”，他指出《媒介即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之奇在于书名，“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可能是刻意的胡说八道——麦克卢汉对“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文字游戏，也可能是排印的歪打正着，但“按摩”一词着实反映了媒介对人的认识和思维产生的巨大影响。《媒介与文明》之更奇则因“一主二从”的写作方式，以及无目录、文献和索引，不分章节的呈现方式。此时，何道宽先生引述了麦克卢汉对自己写作风格的阐释：“麦克卢汉公开宣称，‘我只负责探索，不负责论证’”。

1964年《理解媒介》的出版缔造了第一波麦克卢汉热，何道宽先生重点提及了1969年《花花公子》杂志对麦克卢汉的访谈，他认为麦克卢汉在当时家喻户晓，甚至受到了生活风尚类杂志的关注，这使传播学进入了普通公众的视野。麦克卢汉热的第二波伴随互联网的兴起而蔓延开，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也加入了麦克卢汉热的队伍之中，而麦克卢汉热的第三波以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为高潮。

后人对麦克卢汉的研究也经历了三次飞跃，分别以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戈登的《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以及洛根的《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为标志。上述三位学者也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对于他们思想的理解便引出另一主题——“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中心”。

第一场讲座末尾的互动环节，同学结合对麦克卢汉作品，对其中“后视镜”与“反环境”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提问。何道宽先生认为，“后视镜”的意思是用过去来参照未来，而“反环境”则是用别的环境来对照自身的环境。

下午三点，第二场讲座正式开始。何道宽先生从媒介环境学的核心理念讲起，解析了媒介环境学的环境三层次，媒介环境学的发展历程与代表人物。

何道宽先生讲到，媒介环境学的核心理念是“泛媒介论”，“在泛媒介论中，技术等于环境，等于媒介，等于文化”，他引用了麦克卢汉所说：“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自己的外化和延伸，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何道宽先生指出，媒介环境学的环境三层次分别为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层次的理念分别亲近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与批判理论，因而媒介环境学有跨学科追求。

何道宽先生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他讲到，对于“媒介环境学”的定义最初来自麦克卢汉的研究生课程“媒介与社会”，麦克卢汉认为他的这门课是把媒介作为人造环境来考察。1970年，麦克卢汉的追随者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标志着媒介环境学的创立。随后，麦克卢汉的思想圈子、嫡传弟子和私淑弟子继承了麦的衣钵，发展了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包括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伊尼斯的偏向论、帝国论、知识垄断论，麦克卢汉的延伸论、讯息论、地球村、四定律是媒介环境学的独创理念；媒介环境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包括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和詹姆斯·凯利，波斯曼提出了技术垄断论、人类文化三分论、泛娱乐论，翁提出了口语文化二分说；媒介环境学的第三代人物包括保罗·莱文森和林文刚，莱文森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理论、补救性媒介理论、媒介发生三阶段（玩具、镜子和艺术 ）论、三个地球村论和新新媒介论，而林文刚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共生论等。

最后，何道宽先生还提及了媒介环境学与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的区别。他认为中国土生的媒介生态学关心的是媒体的经营管理、媒体之间的关系、媒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与媒介环境学派对广义技术的发生、发展的关注不同。

在讲座末尾的互动环节，有同学提出自己对“媒介环境学”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关系的困惑。何道宽先生认为，媒介环境学有可能与技术哲学对话，但是这么说可能抬举他们的，因为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学者没有人是哲学修养很高的。单波教授回应，“虽然麦克卢汉与现象学没有联系，但是他对媒介的论述有点现象学的味道，他在某种程度上面向了人们感知媒介时的意识。”

最后，何道宽先生向我院资料室赠送了他近年来的多本译著。

本次讲座为437必赢会员中心举办的珞珈新闻传播学术论坛暨437必赢会员中心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创新论坛的活动之一。（李阳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