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赵林教授深度解析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

11月13日晚上六点半，国家级教学名师、著名学者赵林教授做客新闻学院珞珈讲坛，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的精彩演讲。

赵林教授曾是央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更是潜心于中西方文化、宗教、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这一次他于百忙中抽出时间，应邀来到新闻学院，为大家献上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精神大餐。两个小时的讲演，赵教授谈古论今、大气磅礴，不时地将他对当下现实问题的观察与体悟，融入到对中西方文化观察的比较视野中。

为了更清楚地呈现中西方文化的源流、变革、精神以及现代化历程的发展脉络，赵林教授首先向大家追溯了中西方文明的起点。他认为，如果将文字作为文明发源的起点，随着甲骨文在中国古代商朝中期的发展成熟，推及甲骨文在更早的夏代诞生算起，中国文明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随着西方最早的文字——线形文字在希腊半岛南端克里特岛的诞生算起，西方文明至今已经有4500年的历史。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都有很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磨合中逐渐形成了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接下来，赵教授围绕四个主题展开演讲：

一、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究竟有哪些不同的渊源和传统呢？赵教授围绕这一问题首先向我们追溯并比较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

赵教授认为，中国文化自西汉以来，通过官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式，形成了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伦理文化。他将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概括为—— “以夏变夷”四字。“以夏变夷”意味着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蛮夷的文化。赵教授在为我们简要地回顾了华夏文明史后，得出结论：每次戎狄民族入侵中原的结果都是征服者反过来被华夏文化所同化。外来民族或外来文化想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须以华夏文化或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必须在潜移默化的历史过程中脱胎换骨，融入到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他认为，“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形态的超稳定结构，培育了一种协调的现世精神。

对比西方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赵教授认为，基督教文化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脉。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或者再往前推，自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就出现了基督教文化。然而，自罗马帝国产生之后，西方由于分裂，西方的各种传统之间的关系与中国这种“夏夷之分”和“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至少可以说有三种传统。这三种传统分别为希腊的、罗马的和基督教的。其中，赵教授用“美”字来概括希腊文化的和谐特性；用“力”字来概括罗马文化中所蕴含的英雄主义气概，以及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用“悖反”来昭示基督教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与理想的反差。

当联系到基督教文化传统对西方当代社会的影响时，赵林教授特别以美国为例，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他认为，美国虽然一直以来都极力地向世界推行快餐文化，但美国同时却是一个宗教信仰很强的国家。例如，在刚刚尘埃落定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不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他们都期望用保守主义为自己赢得选票。这种保守主义本身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内涵，但仅从文化上看，他们都试图回到基督教所信奉的理念中，以一个好人、好丈夫、好父亲、好公民的形象出现在选民面前。

二、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 

在讲座开始的引言部分，赵林教授曾将轴心时代比喻为人的青春期，预示轴心时代的确立对于中西方文化成熟发展的标志性意义。

 赵林教授认为，在“轴心时代”以前，也就是世界三大宗教诞生以前，中西文化都具有浓郁的迷信色彩，鬼神崇拜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而他们之间的差别，固然有，但是相比起他们的共性来说，可能更小。经历了“轴心时代”的变革之后，中西文化开始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他将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的变革过程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殷商时代“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的转化。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第一次大变革，它使人们开始将眼光从天上转向人间，从祭祀占卜转向宗法礼仪。第二个阶段：从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精神的转换，这个转化过程从孔子的“仁”和子思的“至诚”，到孟子的“四端之心”基本完成。

对比西方在“轴心时代”所发生的变革，赵教授认为西方的文化在同样的时间里，也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恰恰是一个外在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在聚敛的过程。这个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自然崇拜的希腊多神教和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化。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分析了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和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后，赵教授向大家总结概括出中西方文化的两种基本精神：一种叫做协调的现实精神；一种叫做超越的浪漫精神。

他认为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通常被叫做伦理文化——注重现世的人伦关系和道德修为；西方的文化通常被叫做宗教文化，注重超越的人神关系和宗教理想。中国文化的这种伦理文化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以孔子为首的知识分子，大凡都是不信鬼神。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它走向了另外一个维度，即超越的维度。基督教文化导致了人们对现实世界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鼓励人们追求天国理想。

赵教授认为，基督教文化的天国理想过分高尚、纯洁，人们不可能完全达到这种理想。这样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一种痛苦的二元对立，这种不可克服的二元对立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深刻矛盾和普遍虚伪。

比起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国注重人伦关系的文化无疑更加辉煌、繁盛，同时它也缺乏一种向前追求的强烈愿望。他认为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文化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也正与这种只注重人伦关系和道德修为，缺少恭敬之心、敬畏之心的文化传统相关联。在对比这种文化精神的差异时，赵教授特别援引了他于2011年所做的一项统计结果：在全世界共69亿人口中，基督徒有约23亿人、伊斯兰教约16亿人、印度徒有9亿人，再加上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口，大约90%的人口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当他诙谐地提出为何我们是世界人口中少数没有宗教信仰的国人时，场下一片笑声。

四、中西文化的现代化历程

赵林教授在讲座接近结尾时，对中西方文化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并且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提出了看法。

赵林教授认为，西方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是从15、16世纪两场划时代的文化变革开始的。这两场文化变革分别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导致了人性的觉醒，但是它的革新意义主要局限在文学、艺术领域。宗教改革客观上导致了欧洲社会尤其是北部欧洲在思想、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变革。在完成了思想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一系列变革以后，到了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欧洲西北部。

对比西方的文化变革，赵教授认为中国的则显得相对滞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在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全盘苏俄化、既反“美帝”、又反苏修、改革开放等等一系列历史进程后，文化建设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又成为了当下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尤其是加强当代文化建设首次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提出，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党的一项重点工作。然而，当下中国文化该以什么文化为主？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该如何处理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复兴的关系？赵林教授对这些问题也同时表示出他的忧虑。面对世界各国所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赵林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有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有赖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如何在与时俱进中与现代化对接；有赖于国家如何面对和处理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复兴之间的关系。

在讲座结尾，同学们围绕文化与国家崛起、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作用等问题与赵林教授展开了一系列互动。在点评环节，单波教授高度评价了赵林教授的演讲，并表达出他的心愿：

他回顾了徐宝璜当年开创新闻学教育期间的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他希望社会学、文学、哲学、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大师都能走入新闻学的课堂，展现他们深邃的思考，从而赐予新闻学新的见解。

同时，他也引用了佛家“截断众流”、“随波逐浪”等用语来鼓励大家学习赵林教授做学问的境界。“截断众流”意味着大家要学习如何在研究中将各种流派、各种学说融会贯通，从而培养自己的统觉能力；“随波逐浪”则是告诫大家，该如何在研究的过程中，踩着历史步伐，观察现实的律动。最后，单波教授鼓励大家充分汲取赵林教授的研究思维，找到自己研究比较的归属点，从而更好地实现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与创造自我的需要。（姜可雨报道）